刘跃进│ 杜甫精神的启迪
创刊于1981年的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为杜甫研究的交流、学习、成果展示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。当今的杜甫研究名家几乎都在《学刊》上发表过文章，可以这样说，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杜甫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。
我以前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时，给学生们开的一门选修课，就是杜诗导读。我在清华连续讲了十年的杜诗，每次在课堂上，自己都会被杜甫感动。也许，那个时候的人更容易被感动吧。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，题目是《〈箧中集〉与杜甫》，应该说是我那时候给学生们讲课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思考。现在，我正在做一个工作，就是将《资治通鉴》与《钱注杜诗》《杜诗详注》同时阅读。阅读过程中，往往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，很有意思。我们做古代文学研究的人，是不可能绕开杜甫的。杜甫精神，已经内化为我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灵魂的一部分；杜甫诗歌，已经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标准和典范。创刊于1981年的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（当初名为《草堂》），在改革开放以来，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。可以这样说，当今的杜甫研究名家几乎都在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上发表过文章，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杜甫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。一个刊物的成长，办刊人和作者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，彼此合作，相互支持，从而形成一股合力把它推到历史的前沿。刊物的成长过程，实际上也是学人的成长过程。我作为办刊人，同时也是一名学人，时常会有这样的体会与感受。我想，诸位杜甫研究专家朋友们或许会有与我相同的感受吧。
今年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多，除了纪念我们《杜甫研究学刊》创刊三十五周年以外，今年也是纪念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，同时也是《新青年》杂志创刊一百周年。纪念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，表面上似乎与杜甫无关，但是，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正是杜甫的爱国情怀，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义无反顾，勇往直前。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，杜甫依然被反复论及，还被赋予“情圣”的称号。在古代，杜甫被塑造成“饭不忘君”的忠君爱国典范，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，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荣誉，这种尊享和隆誉是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。在近现代，也曾一度被视为地主阶级和法家代表。现在，杜甫又成为了文化品牌和市场卖点，一时间热闹非凡，甚至还成了网络红人。千年岁月的历史长河中，杜甫研究起起落落，这其中的是非坎坷，耐人寻味。确实，杜甫有的时候很忙，忙就忙在被人肆意打扮与利用。倘若让人们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在李白、杜甫、苏轼三人中来选择他们最喜欢的人，相信选择杜甫的肯定不会是最多的。就是说，杜甫虽忙但他却是寂寞的。我这里想说的是，我们学者，我们知识分子，有多少人是他的隔代知己，他的千年知音，又有多少人对他有深入的理解，或者说是同情。我想，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就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杜甫，对待杜甫研究，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。其背后，实际是功用目的在作祟，缺少的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，和最起码的文化自信。十八大报告曾经谈到我们的制度自信、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。最近，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谈到文化自信的问题。杜甫精神，杜甫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，传承与弘扬它，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。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（《春望》），无论前程如何，他始终对自己的祖国、对自己的人民充满深厚的情感。
但是，这种情感未必能为所有的人理解。当然，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想去理解。我最近读了两本书，一本是1880年俄罗斯汉学家王西里的《中国文学史纲要》，一本是2013年由三联书社出版的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，这两本书对杜甫都不以为然，几乎没有留什么位置。王西里的《中国文学史纲要》写于130多年前，是一本不到200页的小书，重点叙述先唐文学史的发展，唐和唐以后的文学介绍非常简略，一笔带过。杜甫位置不显，这可以理解。新近出版的由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，因上下卷的编者不同，体例不一，加上各章撰写者的表现形式和理念的不同，杜甫和李白没有像三曹七子、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那样，以专节或专题的形式出现。这在有意和无意之间，给读者造成杜甫、李白地位不显，影响不大的印象。而实际上，李杜二人在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里，确实也只有极少的篇幅。上卷第四章“文化盛唐”第四小节“安史之乱后”中，只用了两三页的篇幅对杜甫流寓西南作了简要介绍，而李白则在各小节的叙述中偶尔被旁及，更是少得可怜。难道真的是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”（赵翼《论诗五首》其二）了吗？我想，恐怕并不是这样。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唐代以前流传的作品多为钞本，多数靠不住，这些作品和经典有后人增删成分，与原貌相去甚远。显然，西方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与安排，是有深意的，其目的是为了解构我们的传统和经典。不仅是李、杜，《楚辞》也受到空前的质疑，被认为是汉人的作品。当然，这样的论点早已不新鲜，但是现在来重提，就值得回味。屈原、李白、杜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，如果像他们这样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受到质疑和忽略，那中国的文化自信又从何谈起，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又源自何处？二十世纪以来有关杜甫研究的重大问题，学者有专文介绍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我想说明的是，任何研究，表面看起来只是学术问题，但又不仅仅是学术问题，也牵涉到很多民族感情问题。所以，当下细读经典，细读杜诗，研究杜甫，以及今天我们纪念《杜甫研究学刊》创刊三十五周年，就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作用。
一百多年来，我们研究杜甫，或把他捧得很高，或把他贬得很低，归根到底都是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响。其实我们的杜甫，就是生活在身边的平常人。读其作品，阅其生平，览其心历，尤能体会到这一点。他的伟大，也是平凡的伟大。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余年，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，我们更应当以平常之心来对待杜甫，既不仰视，也不俯视，而是抱以同情的理解，去认识一个真实的、全面的杜甫，而不再是一个符号的杜甫。他的忧国忧民，他的忠君忘我，他的苦难悲痛，他的狂傲不逊，还有他的小情小趣，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和判断，不能只限于一端而置另一端不顾。另外，我们今天的研究，在内容和方法上亦应多种多样，做到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我们学界通常是跑马圈地，拼命拓展，不遗余力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术生态的失衡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却又有意无意地忽略经典，对于《诗》《骚》、李、杜、元、白、韩、柳、苏、黄等重要作家作品和传统经典的研究，反而没有更多的开拓和进展。相反，倒是那些边缘的东西，大有步入学术中心的态势。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年来是学术研究的原始积累期，那么未来的三十年，就应当改弦易辙，步入学术新常态，创造自己的学术品牌。如何创造品牌？我想研读经典，肯定是一条康庄大道，譬如杜诗。
杜甫是平凡的，同时又是伟大的。他的伟大寓于平凡之中。首先，杜甫敬畏传统，追求高远。他说:“作者皆殊列，名声岂浪垂”（《偶题》）。因此，他潜心创作，“上薄风骚，下该沈宋，言夺苏李，气吞曹刘。掩颜谢之孤高，杂徐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之所独专。”（元稹《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）他的气度，他的成就，无人能出其右，所以他常有“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”（《南征》）的悲慨。现在的我们，是不是他的知音，这还真难说。其次，杜甫最让人感动的地方，就是对现实社会的关照。他是一介书生，却梦想着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）。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、学术研究，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现实关怀？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谈到，社会科学不关心社会，人文科学不关注人民，只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（鲁迅《自嘲》），这样的创作，这样的研究，是到底有没有意义，我想这是不言自明的。杜甫地位虽卑，却具有感天动地的大爱情怀，他的爱国思想，他的道义文章，确实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反思与追问。今年，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组织文章，纪念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，通过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投身于保家卫国的运动，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，令人动容。譬如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令他非常悲痛，他在深刻反思我们的民族传统后，从“民族性”和“民族文化特点”入手，首次提出了“龙”图腾的命题。后来，这个命题经过闻一多等众多学者的接力与阐释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和中国民族的象征。另外，如胡小石、陈寅恪、游国恩、俞平伯、唐圭璋、缪钺、王季思、程千帆等古代文学专家，无一不积极参与到抗战文学活动中。从杜甫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，他们的经历给我们的深刻启示，集中到一点，就是文学创作、学术研究，都不能脱离社会，它必须扎根于现实土壤中。在我们文学研究所，有十几位专家从延安“鲁艺”走出来，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出自己毕生的才华和生命。为此，我曾在《光明日报》“光明论坛”上发文，集中讨论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。在我看来，如果把学术研究当作稻粱谋的工具，当作自己获取蜗角功名的手段，这样的学术研究则无法体现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，研究者的态度和动机也值得怀疑。
杜甫之所以感人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无论如何的潦倒与落魄，都自始至终地关注社会现实，关怀民族命运，关心苍生社稷。他能推己及人，大爱天下，在床头屋漏、雨脚如麻的凄冷寒夜中，发出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!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!”（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）的呐喊。这震耳发聩的呐喊穿越了时空，成为了永恒。我想，这就是杜甫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启迪，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《学刊》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意义所在。当然，这也是我常常被杜甫感动的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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